毛泽东曾经说过，教条实在比屎还没有用，人屎可以喂狗，狗屎可以肥田，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思考艾滋病病毒的强制检测是否存在合法性和合理性。3.数据使用的去个人化，在普及艾滋病知识的过程中，如果要涉及到使用个案或者相关数据，需要做到去个人化，即我们所看到的个案和数据是分析不出具体个人的个体特征，不能使其与某一个具体的人产生联系。

艾滋病个人信息是指与个人艾滋病感染和患病状况有关的所有信息。[2]据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艾滋病信息的概念，即：艾滋病信息是人们在对艾滋病这一特定对象进行认识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各种消息、指令、数据、符号、图形、图像等。2.正向引导，在使人们了解艾滋的过程中，要采用各种方法使人们获得的是一种正向的引导，最终消除人们对于艾滋病的恐惧、进而消除对艾滋的歧视。日前商务部起草的《淋浴业管理办法》中拟规定艾滋病患者禁止人浴，这个草案稿虽然没有产生法律效力，可能这一规定由于产生的争议过大而未能通过，但事实上这一规定已经产生了信息效果，即再次令人们产生对艾滋病的歧视和恐惧心理，他传达的是一种不良的信息效应，对于艾滋病的防控制造的是一种不良的信息环境，我们希望这样的立法能够越来越少甚至不出现。这一原则具体到艾滋病信息领域应当包括如下要求：1.对象上，应当向艾滋病患者/感染者直接采集。

立法和政策实际上也是信息的一种，我们的立法和政策如果没有贯彻反对歧视原则的话，对艾滋病的歧视就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郎庆斌、孙毅、杨莉：《个人信息保护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但法治的本质却要求法律权威超越包括政府权威、道德权威在内的所有权威，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

因此，反而从情理入手才可能梳理清案情。[10] 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注重于‘情理对情境困境中的各种因素进行权衡，以恢复或调整双方原有社会关系为目的。[13]于是，一方面，它属于被清理的内容，以保证就事论事、就案办案。

柔性执法，通俗地讲，就是不仅要严格执法、更要热情服务。大陆法系国家采职权主义。

在这种法律体系下，法律判断的规则与程序均于法律体系中可以寻得，只要以意义的逻辑分析，运用高度抽象的法律概念，即可获得法律判断而无假外求。这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展的全民活动，具有启蒙特点的扫盲运动，带有深厚的应急和权宜色彩。[33]按照伯尔曼的观点，在西方社会法律不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还是生活终极目标和意义的一部分。因此，应当在立法中打通民间生活与法律系统的通道，将传统文化和政治伦理等因素导入到法律体系中，以形成更为完善的法治结构。

显然，这与人们行为背后有没有法律信仰的支撑更有关联。[4]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形式化程度的提高，法律体系一边从社会中生长出来，一边又愈发独立，具有了自身的一套逻辑。除了重建国家机器、强化意识形态，中共亦注重借鉴传统治理资源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司法传统。王小晗：《武汉城管用眼神执法 50人围观盯走摊贩》，载《楚天都市报》2009-6-17。

厘清能动司法的价值，与确定无知之幕的限度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而对中国立法现状的了悟、对司法运行环境的考察显然对此是大有裨益的。只是司法的能动作用不但要保持一定的限度，这种作用也要制度化。

既然中国的法律体系具有浓厚的移植特征，那么无知之幕就必然与中国的法治实践形成非常复杂的关联。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法官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调查取证完全由法官进行，是否有必要补充收集证据由法官决定，法院可以直接收集证据。

王悦生：《武汉城管扮熊猫劝阻夜市噪声》，载《武汉晚报》2012-6-6。这不但与马克思所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相契合，而且也深深地镶嵌在礼俗化与宗法化了的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结构中。[21] 五、讨论：法治的中国样式及其建构 法治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制度，它代表着国家与社会运行的总体性状况。中国传统社会很早就形成了高度完备和成熟的农业文明，并处于一种超稳定状态历数千年而不变。罗尔斯认为，为了达到正义的原则，人们必须处于无知之幕的背后，达到一种无偏见的状态，即不应该知道有关他个人及其社会的任何特殊事实，将所有能够影响人们进行公正选择的事实、知识和信息都过滤出去。[17] 奥卡姆剃刀定律，由欧洲中世纪著名的唯名论者奥卡姆提出，他在哲学认识上主张简约主义，力主祛除一切认识事物冗杂的预设，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即简单有效原理，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奥卡姆剃刀。

立法越是完善、丰富，对社会生活的涵盖性越强，则司法阶段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就越少，无知之幕之确立也就越容易。其实，具有东方经验美誉的中国调解制度，同样镶嵌在司法结构中，实际上发挥了能动司法的作用，不少学者对此都有论述。

法律并不是一个纯客观的法律文本或文件，而是法律主体赋予其意义的构成物，法律规则不是现实法律制度的核心，构成法的核心的是人们在情感的互动中达成的对法的理解和体验。但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情理的力量过于厚重、复杂。

在法律运作体制中，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诉讼的时限性和证明的经济性、事实问题的法律化或案件事实的格式化以及法律真实的建构性，往往会导致对案件事实的裁剪，甚至故意偏离客观真实。后来，罗尔斯意识到，一方面，他的正义理论并非普遍适用于所有社会，而主要适用于当代立宪民主，另一方面，即使在当代立宪民主社会内部，由于存在着各种相互冲突的综合性学说，在社会基本制度上取得共识也是困难的。

因为这个体系既有借鉴、移植自国外的内容，又保留了中国革命与建设时期的一些法律传统，还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有所借鉴，甚至一些与市场经济同步生成的规则要素也被及时纳入进来。因此，家国同构、礼法合一乃至政治法律制度和宗法制度浑然一体，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奠定了社会整合与社会治理的基础，主要依赖自发的机制如民间调解即可维持起码的秩序，自有其内在的逻辑。这样，罗尔斯计划用无知之幕遮蔽的内容，可能恰恰是人们生活的根本，反而是需要不断彰显的内容，于是无知之幕常被情理之刀刺穿，不断演绎出中国式的尴尬。民愤作为需要考量的因素，影响定罪和量刑，这是中国自古就有的东西。

[8]自然，这种原初状态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蛮荒状态，而幕后之人亦是假想的生命。[22] 郭星华等：《社会学视野下法律的现代性与地方性》，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以举国体制持续推进法制（治）建设，基本建构起法律的文本体系和制度框架。司法，是实施法律的一种方式，是指具体运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它是在路上的、运行中的法治。

这里，无论你是利他者还是利己者，都无法使原则偏向于他人或自己。无知之幕于中国司法运作中也更具现实性和情境性：它所遮挡或所不能遮挡的后果往往因情境不同而各异，而其是促进或阻却了正义的实现也不能一概而论。

[21] 姚志伟：《无知之幕与正义的蒙眼布》，载《政法学刊》2011年第1期。[34]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3页。[36]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8页。古人独特的自然观与人文观使华夏文化自古以来就具有协调、平衡、中庸、合一等特质以及对对立与倾轧倾向的排斥。

它以理性和科学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价值多元的文化密切相关，成为西方现代治理社会、管理国家的主要治道。在刑事诉讼方面，即便在同样具备西方现代法治传统的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基于他们各自在庭审中所秉持的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12]的差异，无知之幕也表现出不同的硬度、厚度与透明度。

只有确立了良法，它才能获得普遍遵从，法治也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

持续至今的普法中的一个误区就是，法律往往被当作一种工具，一件可以随时拿起的武器，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的色彩很浓，而无法做到良法与善治、与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法律运行机制和实现机制的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司法要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实现两者的统一就勉为其难了。